国家粮食局离退办离休干部  李思恒

　　一、从二野军大到西南服务团

　　一甲子之前的1949年，是个国人青春焕彩、激情燃烧的岁月。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的一天，我作为《政大学生报》的记者，到南京中山门外，采访刚从河南许昌开拔到南京的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军大副政委张衍将军热情接待，从上午到傍晚，和我畅谈了一整天。他介绍了从抗日军大、中原军大到二野军大一路走过来的光荣历程与使命，而且生动地阐述了革命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聆听张将军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倍感鼓舞，连夜赶稿。在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革命青年之家——二野军大》。一星期后，我实现理想，报名参军，编入二野军大一总队二大队三中队，驻地在孝陵卫营区。

　　军大一总二大队成员全是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大学生，大队政委戈果也是我大学早期校友。从此，我成为了二野刘邓大军中一员，深感自豪。军大两个多月的入伍教育丰富多彩。我们坐在大操场的马扎上，听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二野首长的大报告，座谈讨论，并在墙报上发表心得；又冒倾盆大雨参加了南京驻军“八一”大阅兵。刘司令员、邓政委也冒雨站在新街口的检阅台上检阅。虽然从里到外，浑身湿透，但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像个革命战士了。

　　不久，上级指示，抽调二大队里曾学习过财经专业的学员，转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财经大队。于是我就由二野军大改属西南服务团建制。我所在的财经大队有三个中队，约有300多人。当时，西南服务团战士均按排级干部待遇，供给制每月津贴1500元，折实物：猪肉1斤，牙粉1包，肥皂1块，黄烟半斤，毛巾1/3条，细白布1尺。而每人每天伙食供应标准：大米1斤8两（16两制的合28两），油4钱，猪肉3钱，盐3钱，蔬菜1斤，木柴2.4斤。

　　二、向大西南挺进的“天成”部队

　　10月16日，财经大队接到挺进大西南的命令，并有幸随中共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一齐出发。军邮代号“天成一大队”，即财经大队的番号。

　　我们每个班都发了几支枪和一些子弹。每个队员都背着一条装满小米的布袋。黄油布的背包打得整齐划一。再见了！雄伟而熟悉的南京城！我们沿着中山路向下关前进，雄赳赳气昂昂，一路唱着嘹亮的军歌：

　　“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

　　红旗猎猎，队伍雄壮，内心充满神圣的感觉。突然，响起空袭警报，蒋帮飞机空袭南京，队伍立即分散隐蔽，卧倒在公路两侧的树丛下。高射枪炮齐鸣，长空白烟密布，敌机向江中乱扔了几颗炸弹，匆匆逃窜了。

　　夜色苍茫中，我们渡江到浦口，登上一列铁闷罐火车。每节带棚货车，没有窗户，只开一个门，车中铺一层稻草，要睡几十个人。车门一关，一片漆黑，在单调的铁轨咣当声中行进，除了昏黄马灯下的值班哨兵，大家都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这是我投笔从戎后的行军第一夜。

　　新修复的津浦铁路，军运特别繁忙，一列列载着大炮、军械、粮食、骡马、士兵的火车呼啸前进，我们的军列走走停停，没有固定的时间表。铁闷罐车厢里的青年人并不寂寞，拉起二胡、打响快板，敲起脸盆，唱着歌曲，笑声不断。徐州过去了！郑州过去了！军车向南疾驰。突然，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不能前进了，因为前方铁路桥梁被炸断了。这里是湖北的滠口镇。

　　财经大队在滠口镇休整了两天，其间还和当地群众联欢，做宣传鼓动工作。之后又渡河乘卡车前进，到达华中重镇武汉市，驻地在汉口沿江大道的太古仓库。

　　三、汉口太古仓库集训

　　汉口太古仓库原由英商兴建，紧靠长江，是敞篷式三层库房。我们就在库房内二三层地上，铺了草席，一个挨一个地打地铺，开展了紧张的政策培训。前方捷报不断传来，二野大军正在川湘黔边境大山中挺进，矛头直指大西南首府——重庆市。光荣感加使命感，不断促使我们加强学习的自觉性与迫切性。

　　财经政策培训的主讲教师就是后来担任西南财经工作的首长，水平很高，针对性非常强。比如，给我们讲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政策的，就是后任西南局财经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刘岱峰，当时他是二野后勤副司令员。他形象化地讲解政协《共同纲领》的有关内容是“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内容生动，具体好记，大家听后十分“解渴”。

　　还有，讲新区公粮和税收政策的是后任重庆军管会财政部部长的贝仲选；讲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政策的是后任重庆工商局局长的霍衣茹等等。都是对号入座，实实在在，一经分析论证，马上就可以操作。这种学习事半功倍，领悟深刻，我们都跃跃欲试，急不可待了。

　　政策集训的资料也很及时鲜活。有中央刚刚发布的财经政策汇编；还有西南局政研部门编写的新区背景资料，比如，民生公司及其老板卢作孚情况，西南最大百货公司“宝元通”老板黄凉尘情况，重庆打铜街（银行街）情况，自贡盐井最大商家情况等等。大家听讲课、看资料、专题座谈、写心得体会，虽然不到两个月的学习，但武装了头脑，增强了信心，个个都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了！

　　四、民生轮上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特大喜讯传来，财经大队沸腾了！各中队、各班、各个战士纷纷贴出决心书、请战书，急切要求上前线，到新区去，为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尽心效力。12月上旬，二野总部下达了财经大队立即开拔，进军重庆执行任务的命令。我们告别了武汉，乘军用差轮溯江西上，先到达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的出口，进入三峡口后山隘林立，水急滩多，风险很大。一般江轮不能驶入川江，必须换乘民生公司大马力、吃水浅、航道熟、吨位较小的轮船。

　　财经大队全体乘上民生公司的“民生轮”已经超载，在峡江上水行驶很吃力，很难驶过青滩、曳滩等处。如果乘员争看三峡风光而集中于两侧甲板，轮船就极难平衡。加之三峡地区仍有蒋军残余，不时流窜作案、向过往船只打冷枪，如果船上乘员惊慌失措，轮船就更加险上加险。

　　上级果断决定，成立“民生轮军事管制委员会”，乘员一律实行“货物化”，规定每班住一舱房，一律不准出房活动，饭菜由值日生打回舱房。小便就在舱房内尿入便桶，大便要报中队长批准（一个中队一次只准一人去船尾上厕所），并且限时回舱，不准借此在甲板上逗留观景。令行禁止，互相监督检查。

　　“民生轮”白天行驶，傍晚靠岸。除甲板上派哨兵持枪警戒外，乘员一律不许上岸。为减少目标，全船灯火管制，门窗紧闭。大家高度警惕，一律着装躺卧，随时待命行动。就这样，“民生轮”超负荷行行停停，几天后，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重庆市朝天门码头。我们精神百倍，昂首阔步，高举军旗，高唱战歌，走过都邮街，走过两路口，到达财经大队的驻地。

　　五、最早从财经大队毕业工作的成员

　　西南服务团共有17000多名战友，分路徒步行军跨越湖北、湖南等省，进入云南、贵州、四川，进行长达7000多里路的艰苦“小长征”，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青春乐章。唯有我们财经大队是西南服务团中极少数一直乘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卡车），基本上没有徒步行军的劲旅。

　　12月中旬，财经大队组织科长管学思（后任四川省副省长）找我谈话，分配我到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部，担任贝仲选部长的秘书（后转为西南财政部）。这样，我就成了财经大队最早走上工作岗位的一员，真是太幸运了。

　　我打起背包，依依惜别了几个月来朝夕相处的财经大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到小什字附近的山西裕华银行重庆分行旧址（没收战犯孔祥熙的财产），向重庆军管会财政部报到。从此，我走上了终身为人民财政工作服务的光辉道路。

　　六、一甲子后的沉思与寄语

　　西南服务团的历史很短暂，从组建到结束不过一年光景。然而，它在我们广大战友的心底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这段经历，影响了我们的大半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里程碑。

　　历史已经给西南服务团作出了崇高的评价：投笔从戎的一代，无私奉献的一代，青春无悔的一代，大有作为的一代。它是中国解放军战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彪炳的一页！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60年前的往事了！永难忘怀的是在清匪反霸、征粮收税中，西南服务团有400多名战友牺牲，他们的忠骨埋于大西南的层峦叠嶂之中。

　　当年一道参军的大学同学、河南战友牛文然，1950年在云南江川县征粮中，被匪徒包围受伤后绑在木桩上，用刀划开头皮，向下划剥到耳根，惨痛气绝而死，年方24岁。大学同学的江苏战友刘鸿鼎，在云南易门县清匪反霸中弹尽被俘，惨遭敌人用铁锥和菜刀，戮砍得遍体血污，砍断颈骨而死，当年他也是24岁。每当想起这些壮烈牺牲的战友，真是心痛不已。

　　可以说，西南服务团的旗帜所以灿烂辉煌，正是由于洒下了这些青年烈士们的鲜血。西南服务团宋任穷总团长曾在《为了明天》一书中题词：“缅怀沃血西南的烈士们！”

　　在西南服务团的战友中，我大概属于幸运者之一。1952年底，即调入北京中央粮食部工作。虽然中年时代也在“左”的阴霾中，历尽坎坷，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毕竟顽强地生活到现在。值得庆幸的，在敬爱的邓小平政委——总设计师英明决策和领导下，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一生中工作最愉快、绩效最突出的时期。我受到国务院颁证表彰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受聘担任国家粮食局专家顾问，一直工作到82岁（2006年），比一般同志多服务20多年时间，弥补了中年蹉跎岁月的遗憾。更加深切体会到工作着是美丽的，也是幸福的。

　　现在我虽然老了！但仍愿永葆60年前随刘、邓首长“向大西南进军”那股革命豪情，继续谱写光荣历史：做珍视人生的一代，升华余热的一代！因为——革命人永远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