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粮食局离退办退休干部  丁声俊

　　自近代以来，中国从饥寒交迫到基本温饱，再到丰衣足食，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巨变！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力量，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粮食工作者，抚今追昔，怎能不感到无比鼓舞和自豪。

　　一、长夜难明赤县天，饥寒交迫陷深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舰炮威逼和本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向解体。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榨和掠夺下，农业凋敝，粮食衰退，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经济和社会难题。

　　特别是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村人口中10%的地主和富农，竟占有耕地总面积的68%；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所有的耕地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1931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华北、华东、华中的大片国土也沦入敌手。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霸占耕地，强征劳力，建筑机场、仓库、公路、封锁沟和碉堡，占用大量土地。到1943年，日伪修建碉堡据点1103个，一般每个据点占地15亩，共占地1.6万多亩；修公路和封锁墙占地11.85万亩；圈地700多万亩，开办“垦殖公司”。与此相对照，在被日本侵略者强征的土地上的农民，或者被驱赶流离失所，或者沦为日本人办的农场的农奴。更有甚者，日本侵略者因国内军需供应不济，于是对中国粮食采取洗劫式掠夺，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他们采取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诸如抢劫掳掠，把农民的粮食洗劫一空；强制征粮，除就地消耗外，还把大量粮食运往日本本土；统制贸易，强迫中国农民按照官定的极低的价格、在规定期限内把粮食出售给日伪的粮食收购机构，把收购的粮食、大豆运往日本本土、德国和意大利；配给供应，禁吃大米，即统制生产，强迫东北农民种植稻谷，但禁止老百姓吃大米。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中国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更加恶化，农业生产遭到肆意破坏，粮食遭到浩劫式掠夺，中国沦陷区人民缺衣断粮，被推入苦难的深远。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农民除了遭受高额地租盘剥之外，还要遭受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榨取。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大肆抓兵充当炮灰，使农村劳动力锐减。加之，天灾人祸，民众颠沛流离，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的土地上，呈现“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绝人寰、目不忍睹的景象！

　　不堪回首，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禁锢桎梏，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商业高利贷的贪婪榨取，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内忧外患，战火离乱，加之严重的天灾人祸与原始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导致中国粮食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大片土地废弃，无数田园荒芜，粮食产量急剧萎缩，民众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挣扎。当时，全国人均粮食量仅有209.5公斤。就这点粮食，大部分又为地主、资本家所占有。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劳苦农民陷入饥寒交迫的深渊。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在报告的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吃树皮。在广大华北与华中腹地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更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在全国有数十座大小城市，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求生存，不断爆发“抢米”、“抢粮”风潮，甚至发展到与反动政府搏斗。在那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到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劳苦农民陷入饥寒交迫的深渊。

　　二、雄鸡一唱天下白，艰苦奋战序幕开

　　春雷一声平地起，新中国宣告成立。它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然而，长期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国粮食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和发展。旧中国给新生共和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烂摊子与长期通货膨胀的后遗症，真是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面临及其严峻的粮食局势：粮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产量降到低谷。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1320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的最高粮食总产量减少3680万吨，下降了32.5%。与此相对照，全国粮食需求量却显著增长，致使粮食价格飞涨，供求矛盾尖锐，市场风云跌宕。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投机势力不断兴风作浪，掀起粮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当时，社会秩序还不很稳定，有些地方土匪、反革命分子猖獗，给国家粮食征购造成很大困难，甚至杀害国家粮食职工，据不完全统计，牺牲的国家粮食征购干部达3000多人。由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还未来得及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粮食库存微乎其微，有些大城市粮食库存尤其薄弱。例如，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库存的粮食仅够满足全市半个月的需求量。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家又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政策，进口粮源断绝，加剧了国家财政和粮食的困难。当时，全国灾民高达4000多万人，其中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占700多万。帝国主义者甚至妄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养活他的国民。

　　雄关漫道真如铁，苦战攻关不停歇。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立即开始了新的征程，进行了一个又一个扭转粮食困难局面的战役：一是狠抓根本。在全国大规模推进土地改革，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二是狠抓方针。早在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就确定财政经济统一、粮价基本稳定的基本方针，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加强公粮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统一全国的粮食贸易工作。三是狠抓关键。国家确立以稳定市场和稳定物价为重大方针，运用有力手段同资产阶级投机势力进行反复较量，有力打击投机活动，稳定了粮食和纱布等主要物资的价格，安定了人民生活。四是狠抓体制。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国有粮食商业逐步发展壮大，并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即在国有粮食商业的主导下，实行粮食自由购销政策，国有粮食商业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组织商业流通。国家在粮食经营政策上，主要掌握两个重点：一是规定适当的公私经营的比重；二是确定合理的粮食价格水平，发挥国家牌价在粮食市场上的主导作用。五是狠抓组织领导。根据统一管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精神，建立粮食机构和加强粮食队伍建设。1950年，建立中央贸易部所属的中国粮食贸易公司和中央财政部所属的国家粮食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全国的粮食经营机构和管理机构。回顾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叶，党和政府果断决策，英明施政，稳定了十分严峻的粮食局面，取得了粮食战线的巨大胜利。

　　以粮食局势基本稳定为契机，中国粮食流通经历了总体上发展壮大、曲折前行的风雨历程：从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实行粮食的集中统一管理，吸取高估产、高征购的教训，调整政策，调整粮价，实行奖售和“一定三年”政策，缓和粮食紧张局势；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在“文化的革命”动乱的困境中，提高粮食价格，维护农民利益，严格粮食管理，千方百计保障城市粮食供应；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逐步调整粮食政策，促使中国粮食产业在“难中求进”，在“革中求生”，拉开了波澜壮阔的粮食流通改革的序幕。

　　三、天翻地覆慨尔慷，粮改谱写新篇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震天号角，中国粮食产业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1979年，中国在“一定五年”不变的基础上实行“超购加价”，粮食销价不变；1983年，国家决定放开集市贸易，实行“平价、议价双轨运行”；1984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其生产积极性；1985年，废除实行30余年的粮食统购，代之以粮食合同定购，后来又改为国家定购；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逐步建立粮食储备体系；1993年，推行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改革，取消城镇粮油凭票供应制度，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收购价保护制度；1995年，先后实行“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举措；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WTO，确定“入世”过渡期内对小麦、稻米和玉米实行非关税配额管理；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改革取得了根本突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不断加强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中国粮食改革30年，始终沿着市场化取向前行，坚韧攻关、稳健推进，谱写出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新篇章。

　　今昔对比，改革开放对中国粮食流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破除高度垄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自由购销的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单成分、单渠道、单形式”和多环节等“三单一多”的经营体系，逐步建立多成分、多渠道、多形式、少环节等“三多一少”的经营体系；破除行政部门确定指令性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建立由市场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破除政企不分、粮食企业是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制度，逐步建立政企分开、粮食企业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破除传统“计划经济型主渠道”，逐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型主渠道”；破除粮食产供销分割的单一化组织经营方式，逐步建立以龙头企业为带动的、粮食产业链有机结合的产业化组织经营方式；破除粮食企业传统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网络，逐步建立连锁、配送、代理等现代业态形式和经营网络；破除对粮食资源的粗放加工利用技术体系，逐步建立对粮食资源精深加工利用技术体系；破除单纯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调控的单一手段，逐步建立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指令进行调控的综合手段；破除完全封闭于国际市场之外的单一市场、单一资源的观念，逐步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观念。

　　30年改革开放，30春秋成就辉煌：全国粮食总产量取得“七连增”，2010年达到5.46亿吨；主要依靠国内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民营养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建立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粮食储备和库存总量达到1.5亿吨到2亿吨，打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雄厚物质基础；国有粮食企业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革、改制和改造，重获新生；强化和完善了粮食宏观调控，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如今的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而且成为世界粮食加工大国和贸易大国。小麦、稻谷总产量居世界首位，玉米居第二位，大豆居第四位。具体而言，全国粮食流通建立完善了以下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格局：粮食购销全面市场化；粮食价格趋向合理化；粮食流通趋向现代化；粮食购销企业逐渐轻装化；国家粮食调控宏观化；粮食进一步国际化。

　　三十春秋谱新篇，弥足珍贵集经验：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以人为本，为生产者谋利，为消费者造福，尤其注重保护农民利益，是粮食改革和粮食流通产业的核心宗旨；二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解决中国近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置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大事，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方针；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把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营机制结合起来，把坚持国有粮食主渠道和市场多渠道结合起来，是必须坚持的重要方向；三是，以国内为主，解决粮食基本自给，牢牢掌握国家粮食的主动权，即把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是坚定不移的重大原则；四是，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和建立加强粮食储备体系，切实做到“储得进，调得动，用得上”，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的关键举措；五是，狠抓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是粮食流通改革的中心环节；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兴利避害，把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国内粮食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国际社会互利合作，是应当采取的新理念。

　　中国粮食产业的成功改革和丰富经验，构成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中国道路”。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对世界粮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